剛剛過去的寒假里婭婭很忙。她從多倫多大學本科畢業後在香港大學讀語言學碩士，每天把時間安排得滿滿噹噹。除去從小練習的街舞，熱愛運動的她現在每天還練習滑長板、徒步、練習衝浪和划艇上——剛入學不久，她就加入了港大划艇俱樂部。她出生在南京，15歲隨家人到加拿大生活，從未體驗過這樣能上山下海的暖冬，一切都很新鮮。

 

從國內去往歐美國家完成高等教育，再回到香港升學，婭婭遠非個例。國內知名留學中介機構啟德留學的數據顯示，2021年疫情導致大批海外中國留學生“回流”，香港TOP3名校(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碩士錄取的內地學生中，近30%的人本科畢業於海外院校。

 

而這股熱潮還在繼續。

 

在北京從事留學中介業務十餘年的趙女士表示，香港的研究生項目時間短，港高校在國內的認可度高，加上疫情導致出國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增加，所以即便香港高校比較少，在趙女士所在機構，申請香港高校研究生的案例數量較去年仍有增加，其中不乏海外本科畢業生。

 

去香港

 

和大部分去年本科畢業的學生一樣，Akio出生在2000年。他來自台灣，父親常年往來兩岸做生意。在台企聚集的東莞念完高中後，他前往美國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學習電影。畢業後他想繼續學習紀錄片拍攝，得知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獲得者、華裔電影人楊紫燁(Ruby Yang)在港大新聞學院任教後，他有了到港大學習的念頭。

 

Akio說學電影后一直接觸的都是歐美的文化，也許回到亞洲文化的圈子會激發出一些不同的靈感。此外，一年時間完成碩士課程的高性價比也是他選擇在香港升學的考量之一。

 

婭婭決定來香港，跟Akio有相似考量。她想繼續學習語言學，同時又非常喜歡閩南語、粵語等中國南方的方言，甚至還研究過台灣的少數民族語言。婭婭有一半滿族血統，滿語瀕臨失傳的現狀讓她很想為記錄這些語言做些什麼，也想更靠近更了解自己的文化，於是她申請了港大的語言學碩士項目。

 

鹿鹿選擇到香港讀研則是因為疫情。她本科就讀於澳洲一所公立大學，本該按部就班在當地升學。新冠疫情爆發後，中澳兩國政府關係一度非常緊張。鹿鹿的爸媽擔心她會受到歧視，堅持要求她考慮別的國家。

 

那段時間父母常給鹿鹿分享關於華人遇襲的消息。 “我爸說，打起來了！有人被槍殺！有人被搶劫！其實我完全沒遇到過類似情況”，鹿鹿有些哭笑不得。最後因為不想放棄英文環境，又希望疫情期間離家近一些，鹿鹿選擇來到香港讀研。

 

“我家裡沒錢了”——談及在香港升學的原因，Ariel的回答簡單而直接。她本科畢業於美國一所QS排名前100的私立大學。畢業後Ariel本想繼續在美國升學，但爸媽突然告訴她，家裡的經濟出了問題，無法繼續支持她在美國讀完碩士課程。

 

在香港

 

在大多數同學選擇寒假實習時，鹿鹿一放寒假就回了內地的家。彼時內地與香港尚未恢復全面通關，還需要集中隔離。 “好不容易乾完了final，大家怎麼還能實習得動？這樣拼不需要休息的嗎？”，鹿鹿說。

 

鹿鹿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了澳洲的生活節奏。在校外，“慢”是澳洲生活的關鍵詞，她笑著談起那時收快遞能等上一個月、商家為了準時下班甚至會拒絕等她五分鐘；在學習上，學校會在學期開始時就給出所有due的要求，以便學生儘早規劃時間。

 

香港的氛圍卻好像讓人永遠停不下來。到了香港後鹿鹿覺得學習強度陡增，經常是一個作業趕著另一個作業，“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沒找到冬季實習的時候就在焦慮為什麼找不到冬季實習。等找到冬季實習了，又在焦慮沒有時間去玩兒怎麼辦“，鹿鹿說。

 

學習藝術出身、自由慣了的Akio覺得，在香港的學校學習，學生需要滿足的“標準”太多，自由發揮的空間不大。同在美國念完本科的Ariel也有相同感覺。因為本碩都是傳媒專業，沒有換專業，所以她對兩地教育體制差異的體驗比Akio來得更直觀。

 

“有時候我感覺他們還拿我們當初高中生”， Ariel說。

 

相比香港，美國大學的課業強度更大，但自由度也更大。在Ariel所學的新聞專業，平時作業的選題、完成作業時師生的配合方式、打分標準甚至是deadline等都有很大的自由度。 Ariel記得大一時和同學們做課題，約到採訪對象時，他們其實還沒開始學習拍攝中專業佈光、構圖的課程。教授緊急借來大批器材，臨時講解拍攝要點，第二天Ariel和同學們就獨立完成採訪拍攝了。

 

這種靈活度帶來的不確定性很大，但參與感也會非常強。對比之下Ariel覺得，在香港，教授和同學們對分數這件事看得普遍更重一些，課程中的框架和限制比較多。

 

但在加拿大念完本科的小鄭覺得，這種束縛並不一定是壞事。

 

香港和加拿大的教育系統很像，包括開學放假甚至是考試時間、學期安排都很接近。但加拿大的大學教育非常寬鬆，這就要求學生有強大的自我約束能力和比較高的主動性。學校不缺資源，但學生必須自己去了解、爭取。

 

“國內大學有輔導員，有什麼（資源）就塞給你，然後你來做決定。在加拿大你可以除了考試、上學以外啥都不干，沒人會管”，小鄭說。

 

香港的學校不一樣。小鄭形容，香港的學校有一種介乎內地學校和加拿大學校之間的平衡：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同時會高頻率地提醒你如何獲得資源和幫助，師生聯繫也更密切。

 

“當然，‘卷’也是肯定的啦！”，小鄭說。以前在加拿大時，對於學校各種教學資源的數量，小鄭很少有危機感，“但在香港，所有東西放出來就沒有了”。

 

“留學不只是換個地方學習”

 

Akio依然清楚地記起林肯中心每一場電影播完之後大家起立鼓掌的氛圍。他說紐約最讓他想念的，就是自由而濃厚的人文藝術氛圍。

 

如果回到過去，這絕對是剛到美國的他沒想到的。那時他尚未成年，陌生的國度讓他有很多新鮮和興奮，還有一些孤單。當時他覺得留學不過是換個地方上學，對大學生活的想像也僅限於學業。

 

疫情爆發前他每週跑兩三個片場做燈光師或攝影師，廣告、電影、紀錄片都拍。除了靠朋友推薦，他常常需要上門去求一個機會。後來回憶起這些經歷，他覺得除了專業知識以外，為人處世、情感和情緒的處理都是要學習的東西。社交生活同樣重要，這是美國的留學生活教給他的一種生活方式。

 

美國的留學生活教給Ariel的，則是多元的價值觀，雖然這個過程卻並不輕鬆。

 

作為新聞專業的學生，她需要大量閱讀觀點不同的新聞。在報導疫情和一些社會事件時，國外媒體與國內完全不同的敘事角度，尖銳的用詞和語氣常常讓她感到不知所措。作為班上唯一的亞洲人，她不知道如何跟同學與老師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時候乾脆跑到朋友家大哭一場。後來隨著年紀增長她漸漸明白，背景決定人對事物的看法，有時候不存在對與錯，自己能做的唯有更包容、更客觀。

 

到香港後，Ariel覺得最大的驚喜就是擁有了和自己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的、可以互相理解處境的同學們。

 

加拿大大學靈活轉專業和延畢政策給了婭婭很大的試錯空間。

 

婭婭本科就讀的多倫多大學提供三種選擇專業的方式。學生們可以選擇攻讀一個專業、雙專業或者一個專業加兩個輔修專業。大一入學時，婭婭主修統計學，輔修語言學和西班牙語。後來她先是轉到經濟和統計的雙專業，過後又決定把主修專業之一的經濟換成西班牙語。等她發現自己被語言學深深吸引、想主修語言學專業並決定在這個領域深造時，她已經是大四的學生了。

 

婭婭於是選擇延畢一個學期，用一年的時間把GPA從3.03提到3.42，把語言學作為一門主修專業所需的所有學分修完。提交港大申請材料時，她在交完推薦信後的第二天就直接收到了offer，甚至沒有參加面試，並且還獲得了獎學金。婭婭相信興趣的重要性。她說喜歡一個領域，學起來效率是完全不一樣的，“沒有必要做收益低的事情”。

 

婭婭用四年的時間找到了自己的學術興趣，這也得益於多倫多大學的相關規定。多大官網顯示，校方認為學生在學期中途更換專業是正常的，沒有任何規定要求學生的專業選擇保持不變。在需要專業的建議時，學生可以聯繫項目顧問，或者學術諮詢與職業中心（Academic Advising & Career Centre）的諮詢師進行諮詢。

 

香港過後

 

鹿鹿明知需要隔離仍堅持回家還有一個原因，她要和父母商量畢業後繼續升學的事情。她依然習慣澳洲的生活方式，未來想要的生活基調是足夠舒服、足夠慢的，而香港的一切都很快。

 

她打算在畢業後離開香港繼續深造，目前考慮去加拿大。

 

在加拿大生活了四年的小鄭認為留港工作是自己的備選項之一。她說香港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城市：離家近，如果未來想要去國外發展，也會是不錯的跳板。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生活方式讓她比在加拿大時更開心。

 

“加拿大實在是太冷清，太無聊了”，小鄭說。

 

她喜歡戶外運動，香港溫暖的氣候和宜人的自然風景讓她開始了與在加拿大時完全不同的生活。她說香港的城市規劃很好，哪怕是中低收入的人也能享受到便捷的公共服務與設施帶來的福利，出門娛樂很便捷。以前她意識不到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原來這麼大，這個城市的鮮活，也給她的生活帶來了活力。

 

“一個北極熊，你說把它帶到非洲好好養著，它能活下去嗎？也行的，但肯定不如在北極開心啊！”，小鄭說。

 

婭婭對於未來的想像更多是關於工作行業的。她在國內某大廠做過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實習，對語言學在學術領域以外的應用很感興趣。此外，她說自己也可能繼續讀博，未來專攻語言治療，幫助自閉症、唐氏綜合徵、口吃患者等有語言障礙的人。婭婭說，這些想像並不局限在香港。

 

Ariel聊起香港傳媒工作的低收入時頗為無奈。她說畢業後也許會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但有一定積蓄後，還是希望去美國生活。

 

“不然我就學寫碼去？比較好‘潤’啊！”， Ariel開玩笑。

 

港口本色

 

幾位同學都沒有表現出強烈的留港工作的意願，這也是很多香港高校非本地畢業生的選擇。

 

香港入境事務處數據顯示，2019年入境處發出的學生簽證／入境許可證總數為為41895，2020年這個數字回落到35330，到2021年又上升且超過2019年，達到43732，這表明到香港求學的學生人數整體呈上升趨勢。

 

另一方面，2022年11月，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書面答復立法會會議上陳仲尼議員提問時提到了一組數據。 2021年，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留港12個月後獲批首次延期逗留申請的非本地畢業生人數為3216人，這個數字較2019年（4992人）下降約36%，較2020年（4704人）下降約32%。

 

也就是說，赴港求學學生數量持續增加，有意願留港的非本地畢業生數量卻沒有增加。留不住畢業生，僅僅是香港近幾年人才流失問題的一個體現。為解決這個問題，港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2022年十月，香港特首李家超發表任期內首份施政報告，宣布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將非本地畢業生留港簽（IANG）逗留期限由1年延長至2年，以方便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回港工作。 2022年底，港府又推出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以吸引世界各地具備豐富工作經驗及高學歷人才來港工作，“搶人才”姿態十分進取。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陸國坤認為，香港對於內地畢業生而言，吸引力和優勢依然明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軟實力強大，包括擁有相對較低的稅收、包容的社會文化、聯通國際的便捷交通、年輕化的生活方式、宜人的氣候和自然環境等等。

 

“而且畢竟是華人社會，較之國外，適應起來容易得多”，陸國坤說。

 

但同時他也表示，相比於每年增加的非本地學生人數，包括內地學生在內的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工作比例確實一直都不算高，即便是在受社會運動和疫情影響之前。很多內地學生會將香港作為一個跳板，去歐美深造或就業，或者拿學歷回內地就業。

 

陸國坤談到這背後的原因。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有包括展覽、文化、體育、旅遊在內的強大的創意產業，但幾乎沒有工業。對於畢業生，尤其是專業性不太強的文科專業畢業生，沒有提前實習、了解香港的職場和就業市場，或者沒有清晰的職業導向，都有可能主動或者被動地選擇離開香港，這不只是內地畢業生的問題。

 

香港的產業結構使得本地公司多為中小企業，跨國大企業比重不大。如果文科畢業生實習經驗不足，且不是類似金融、諮詢的專業人才，他們願不願意在中小企業工作、中小企業又願不願意聘用他們，這都是問題。陸國坤還提到，香港很多初創企業，整體環境也鼓勵創業，但剛畢業的學生可能未必有創業的心態。此外，因為香港職場新人的工資不高，陸國坤認為，不低的生活成本也是很多非本地畢業生沒有選擇留港就業的原因。

 

不過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業內人士，他相信大灣區人才的聚集會是未來經濟增長的引擎，對此也持樂觀態度。香港的人口老齡化日益嚴謹，人才補充勢在必行。他認為，高才通、IANG簽注延長等政策將為人才流動帶來積極影響。

 

2月初，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高才通”計劃已收到超7200份申請，反應可謂熱烈，但也有申請過的內地畢業生表示這更像“一個兩年之內可以不限次往返的旅遊簽”，是否真的會去香港就業還未可知。

 

港府的一系列人才引進政策效果如何，目前仍需時間驗證。

 

與此同時，即將在今年秋天開始香港高校碩士課程的學生們，也將在二月到三月陸續收到offer。學生數量仍處在上升趨勢。由新東方教育發布的《2022年中國留學白皮書》顯示，在意向留學人群中，以香港高校為目標的人數佔比不斷升高，在2022年達到19%，僅次於英國（41%）和美國（30%）。

 

不斷有學生在畢業後離開這個城市，同時也不斷有更多學生來到這裡，踏上升學的路。或許香港這座城市，哪怕是在人才流動這一方面，也從未改變過它作為港口城市的底蘊和本色。

 

人來人往。 “流動”是香港的魅力之一。

 

未來

 

Akio不打算留在香港工作，至於什麼時候離開，他也沒想好。對於未來他還沒有清晰的計劃，似乎也並不急著計劃。

 

他將讀研形容成本科結束和真正進入社會之間，給自己留的一段慢慢思考人生方向的時間。比如他發現香港有很多不錯的電影院和各色各樣的電影節，在忙碌的學業外，盡力為自己找出時間大量地看書、看電影。

 

他記得大一時和朋友一起為拍攝任務置景，把幾十公斤的木頭一路推到studio，自己打釘、噴漆、組裝，忙完時已經是早上五六點。清晨的紐約有點冷，他們一夥兒人溜進咖啡店吃早餐時，他已經差不多72小時沒睡覺了——創作是一個耗時的過程。

 

“我不趕時間”，Akio說。

 

轉載自金融時報官方網站: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8874?full=y&archive